——写在《人类的起源》出版发行8周年之际
文／薄法平
2010年5月，拙作《人类的起源》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，2011年11月发行了第二版，受到读者的欢迎。这部著作融汇了马克思主义哲学、中国哲学、经院哲学的有关基本观点，融汇了达尔文人类起源理论与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的人类起源观，融入了马克思、恩格斯、毛泽东关于人类起源演化的相关论述，结合长期以来对人的生命结构的研究，将多年的宇宙文明研究成果、对人类起源演化之思考融入其中，应用了辩证法，放弃了科学范式，创新了哲学范式，由此衍生出一些崭新的哲学观点，如：提出了认识发展中的两个基本矛盾、无限聚合论等。
经常有人问我：你怎样想到研究人类起源问题？为什么对哲学、对辩证法有研究？为什么研究UFO呢？既要研读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著作，又要研究达尔文进化论和普世宗教经典，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吗？等等。作为党政军出身的干部，既非人类学、哲学科班出身，也非在高等学府专注治学的学人，钻研人类起源演化等哲学问题，令人有所不解亦在情理之中。
我出生于教师世家，祖上曾办过私塾，幼时家中藏书甚多，从小学阶段能够自主阅读开始，便很艰涩的浏览、阅读许多藏书，涉及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甚至生物学等方面。
对哲学的钻研则纯属兴趣使然。小学时，懵懂地阅读了家中藏书托马斯·莫尔（St. Thomas More，1478-1535）的《乌托邦》以及艾思奇的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》等著作。从中学时代到军校毕业，再到后来的历次高校深造，我对哲学、政治经济学之类的理论课程都一直有浓厚的兴趣，考试成绩甚佳。对哲学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的阅读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，都是在自觉状态下的兴趣驱使。
我对人类起源真相的探究，最早可追溯到中学时代，在接触了达尔文人类起源理论后，我对其提出的人是古猿为适应自然环境缓慢演化来的，产生了高度怀疑：人类怎么可能是野生动物的后代呢！这个疑问一直萦绕于心，从未放下过。1980年冬天，我参军来到了济南，此后几年里，每个月我都要去几个书店，用每月仅有的几元津贴费购买了达尔文著作《物种起源》和《人类的由来》以及苏联学者所著的《达尔文传》等，后来又陆续购买阅读《审判达尔文》《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》《世界考古疑案》等与人类起源有关的著作，并密切关注着古生物界和地质学界的考古发现。然而，随着钻研的深入，对达尔文人类起源理论的长期疑虑非但未能消除，新发现的不支持其理论的各种证据和理论反而越来越多，达尔文理论越发令我不能信服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我入伍后，最初所在部队是从事水文地质勘探、工程地质勘探和地形测绘等工作。受益于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学习环境和工作环境，我自学了地质学、测绘学，拜地质工程师和测绘工程师们为师，了解了天文测量和大地测量等知识。从1988年7月到1998年8月，在部队又从事了整整10年的教学工作，其间时常应邀到一些高校授课，养成了严谨、认真的治学作风。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成长和《人类的起源》理论创作都大有裨益。
几十年来，先后进入多所军校和地方高校学习深造，后来在省政府宗教局从事五大宗教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，我不放过一切机会，就人类起源演化问题，向有关学科的学者求教，向佛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界的上层宗教人士和神学家、宗教学者求教，却始终未能获得满意的答案。虽然如此，也增加了我对人类起源、演化和人类最终归宿的更深入思考。仿佛有一种力量，在幕后驱使着、激励着我，坚持不懈地去努力探究。
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。哲学、神学与科学三足鼎立，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主体，三者密切联系，相互影响，不可分割。若生硬地将三者相互割裂，只能带来令人沮丧的结果。基于这一认识，我开始认真地阅读一些佛道教经典，研读多个版本的《圣经》《古兰经》以及《士林哲学》等著作，反复品味其中的人类起源理论。
约在1983年至1987年间，我持续地借阅、购买、收藏、研读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和《毛泽东选集》等许多哲学著作，认真地做了十几本读书笔记。2012年，有感于我收藏的旧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汉语翻译风格的晦涩，我又购买了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》10卷本（2009年12月第一版，人民出版社），并认真地研读相关文章，关注革命导师们关于人类起源的思想观点和重要论述。
对马克思、恩格斯、毛泽东关于人类起源、演化和未来走向的论述，我予以特别地关注。通过研究，我发现：
第一，囿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为划分，研究自然科学的生物家们几乎不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，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生物学家们，应该没有注意到革命导师们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论述；
第二，革命导师对于人类起源、演化和最终进化方向的论述，远远比达尔文的理论合理、先进和科学，却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；
第三，对于人类未来走向的论述，佛教、基督宗教、伊斯兰教与革命导师们的论述具有惊人的共通性。
在创作《人类的起源》时，我将这种认识融汇其中。
1973年秋，我11岁，农村地区的学校放假秋收。有一天夜里，大约22时许，我随着公社社员们在田野里秋收，众人共同目睹一个圆月般UFO惊现夜空，将大地照亮得如同白昼，夜空的星星和地上明亮的汽灯顿时失去光泽，而那UFO转瞬间消失。我对UFO的兴趣自此开始。在二十年空军生涯中，我对UFO一直保持着关注和研究，并搜集、记录、整理《解放军报》和《空军报》以及空军《航空杂志》等军内媒体对UFO活动案例的报道。通过对见诸报道的国内外UFO活动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和追踪研究，发现UFO活动可以追溯到上万年前的陶器和岩画。从空军退役转业到山东省宗教事务局工作，最初是为了解工作对象而研读《圣经》《古兰经》和佛道教经典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，我很快注意到：宗教活动中发生的和普世宗教经典记载的许多秘辛，与UFO活动的某些表现形式具有惊人的相似性；甚至在某些UFO活动案例中，涉及到地球人类的起源和最终走向。
由此，我积累了大量关于人类起源、演化及最终归宿方面的材料。在此基础上，我研读了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、人类学、社会学等专业教科书，阅读了欧美一些宇宙学家、天文学家、物理学家的有关著作，对当今学界关于人类起源发展、宇宙起源演化的主要理论观点有了基本了解。
世界上有关宇宙、人类起源演化的理论很多，可谓众说纷纭。但我认为：真正最具真理性的认识，应当首推马克思、恩格斯和毛泽东提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；其次，是普世宗教的有关认识，在一定程度上亦具有真理性质，因为普世宗教也是人类几千年来认识宇宙、认识自然界、认识自身的成果结晶。
佛教认为宇宙、地球自然界和人类的起源演化过程会经历“成、住、坏、空”四个阶段，即人类这个物种将经历起源、演化、突变、消亡四个阶段。
《圣经》和《古兰经》主张，神创造万物和人，人类最终将归于天国，即人类的最终命运是以精神生命形式回归到神所在的世界。
马克思认为：人类未来将进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、消灭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天堂，而共产主义也就是“真正的自由王国”只存在于“必然王国的彼岸”和“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”。由此可见，马克思认为，人类脱离了不自由的“必然王国”后，进入了共产主义“自由王国”里，在那里已经没有了物质资料的生产，当然也就不存在物质资料的耗费。这种“真正的自由王国”与普世宗教所描述的“天堂”和“天国”具有共同的指向。这种既没有物质资料生产，也无须物质资料耗费的生存状态，显然唯有精神生命形式才可以实现。基于此，我在《人类的起源》第七章“人类的未来”中，提出了人类进化的三级跳跃理论，论述了阶级、国家、婚姻、家庭和私有制的消亡与人类进化的关系，以及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途径。
恩格斯认为：地球人类和一切有机物都是在一定物质条件下产生的，将来在某个时候必然地被毁灭，之后还会在另外的地方和时间又以铁的必然性重新产生出来，宇宙、地球自然界和人类的演化形式都是永恒的循环。即，人类是产生出来的，就会走向消亡，但消亡以后在适宜的条件和时机，还会再次诞生。宇宙、地球自然界以及人类的起源、演化和消亡都是循环发生的。基于这一认识，根据考古学界发现的地球历史上残存的诸多史前文明遗迹，我提出了多维空间客观存在的假设，论证了宇宙人（神类）和史前人（仙类）的存在及其与人类起源演化发展的相互关系。
毛泽东明确地指出：任何事物和人类都有发生、发展和灭亡的过程，人类和地球最终都将灭亡，人类灭亡是因为有“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，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。”关于人类进入“必然王国的彼岸”的“真正的自由王国”后，人的生命结构和生命形式究竟有何变化，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触及到。这一问题的答案注定了由毛泽东来揭示，即人类的消亡并非人的彻底的完全的毁灭，而是以更高的生命形式和生命结构取代了既有的人的生命形态。毛泽东的论述，弥补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的不足之处，回答了人类消亡后，人这个物种如何存在、向何处去、如何去的问题。而比人类这个物种“更高级的东西”当属精神生命形式——我将其概括地称为仙类和神类。
马克思、恩格斯和毛泽东的上述有关论述和引文，以及更加详尽的对比分析，在《人类的起源》中皆有详述。
辩证唯物主义认为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从低级向高级、由简单到复杂的辩证发展过程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和毛泽东分别从不同侧面论述了人类的未来，具有共同的指向，都提到了人类的末日。而毛泽东对人类未来终极走向的回答，更加透彻，并与马克思、恩格斯的阐述一脉相承，与普世宗教关于这一问题的阐释具有一致性。
显然，当今学界所流行的人类起源演化理论既不符合革命导师们的理论，也不符合普世宗教的经典教义，仅仅是在承袭和拓展达尔文的人类起源理论而已。
哲学对科学具有引领作用。对宇宙起源演化、人类起源及最终归宿等终极问题作出回答，是哲学与生俱来的使命。革命导师和普世宗教对人类起源演化问题的论述，分属于哲学范畴和神学范畴。无视和违背马克思、恩格斯、毛泽东和普世宗教关于人类起源演化的经典论述，学界对人类起源演化的研究终将陷入荒谬。
虽然UFO在一些人眼里是天方夜谭，但其却是真实的存在，并与人类起源、人类的未来、宗教起源密切相关。虽然一些人否定人拥有精神实体，但没有精神实体的人毕竟只是一具尸体。
如果达尔文的人类起源理论正确，那么，上万年以来的UFO活动、亿万年前地球远古文明遗迹以及人的意识起源和精神现象等，都将永远无解。也许我的理论并不完美，却可以较好地回答这一切。
佛教关于人类起源演化的观点抽象而又理性，而《圣经》和《古兰经》的神创论形象而又颇具感性色彩。不能因为尚未清晰地认识神的本相，就全盘否定神创论及其合理内核。
达尔文的理论仅仅涉及躯体进化，因没有触及人的思维、精神、情感的起源而有重大残缺，然而却为人们所忽略。
马克思、恩格斯和毛泽东作为革命家和哲学家，其观点同样兼具抽象和理性的特点。
普世宗教和马克思、恩格斯、毛泽东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了宇宙、地球自然界和人类会有末日。马克思关于人类未来会进入“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”的论述，也是对人类末日的间接描述。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宇宙、地球自然界和人类未来都将毁灭，且毁灭后还会再次诞生，这等同于直接肯定了人类将有末日。宇宙、地球自然界和人类都按循环模式演化发展着，这与佛教“成、住、坏、空”的论述几乎完全一致。毛泽东不但清楚地指明了地球自然界和人类有末日，还肯定了人类的灭亡是因为有更高级的生命形式取代人类。
在几十年不懈思考的基础上，我积累和占有的材料越来越多，在我脑海中逐渐地形成了关于人类起源演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，并愈来愈清晰。于是，进行理论创作的时机到来了。
《人类的起源》采用的是哲学范式，而非科学范式。这是因为我提出的人类起源演化理论的诸多论据，尚未进入科学领域的研究范围，其真理性质在科学界尚无法作出判断，因此，应用科学范式之于这部著作是行不通的。为了准确地描述自己的观点，顺利地完成这部著作，不得已放弃科学范式，转而独辟蹊径，创新和采用了哲学范式。
我提出的人类起源演化理论，吸收了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马克思、恩格斯、毛泽东和达尔文的人类起源观，并在此基础上有所继承，有所发展，有所创新。
我从2002年夏开始业余创作，陆续撰写了一些章节，至2007年秋天，将这些文章与整体思路进行梳理汇总，确定了目录，形成了大致架构，在2008年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创作，初稿于2009年1月落笔。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补充、修改和完善，终于在2010年5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付梓，出版发行了第一版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。
在吸纳了一些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后，对第一版做了些许的修改，2011年11月，云南人民出版社郑重推出了第二版（以下简称2011版），出版社的发行工作也令人满意，除在京东网、当当网和新华书店发行外，还发行到了香港和台北。引起了台湾大学天文物理学家、2003年亚洲华人物理学最高成就奖获得者侯维恕教授的关注，他在一些高校讲学时，向师生郑重推荐这部著作，将拙作与前苏联天体物理学、宇宙学家伊戈尔·诺维科夫（Igor D. Novikov，1935-）的《宇宙的演化》、加拿大天体物理学家休伯特•里夫斯（Hubert Reeves，1932-）的《宇宙演化》、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和李衍柱合著的《宇宙与人生》等著作并列推荐，这是我未曾想到的。
2012年元旦期间，我收到南京一位87岁离休老干部打来的电话，他自称在南京新华书店买到《人类的起源》，读后喜不自禁，辗转从网上找到我的电话，并说在延安抗大曾经听过毛泽东和艾思奇的哲学报告……其后不久，我在深圳寓所接待了退休的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夫妇的来访，他对本书也予以高度评价，我们在一起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辩证法。遗憾的是，我没有记下这两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来访者的姓名。2013年8月，在山东省哲学学会年度学术会议上，我撰写的论文《全面构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》荣获一等奖，我被推举为学会理事。获得如此的认同，令我内心感到喜悦。
对外经贸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世界华人UFO联合会会长孙式立先生、河北科技大学教授谷瑞斌先生、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陈功富先生为本书热情作序，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王荣栓先生为2010版撰写了内容简介，以上学者皆对本书给予高度评价；山东大学原副校长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原副会长丁文方先生，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、神学博士高峰牧师，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、博士生导师徐艳玲教授，他们在读罢第一版后，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原解放军总政治部韦毅将军、军事科学院毛新宇将军读罢本书后，对本书喜爱溢于言表。知名红学家、金石学家、国学大师文怀沙老前辈，在读罢2010版《人类的起源》后，欣然为本书题字“人类的起源”，并馈赠墨宝“望崦嵫而勿迫，恐鹈鹕之先鸣”给我以勉励。
中共山东省委委员、山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原主任马文艺及其他领导同志和我的同事们，在我创作本书期间，也给予了大力支持，他们所具有的高瞻远瞩是这部著作得以问世的基本前提。
薄法平
二零一八年三月于青岛
